为什么《阿诺拉》不受国内影迷欢迎

价值观与审美期待的分歧

在第77届戛纳电影节斩获金棕榈奖并横扫奥斯卡五项大奖的《阿诺拉》，在中国影迷中遭遇了冷遇——豆瓣评分仅6.6分，远低于其国际声誉。这爆冷的背后体现了东西方语境的差异以及不同的道德观念。该影片聚焦俄裔美国性工作者阿诺拉与俄罗斯富二代闪婚又闪离的经历，其题材选择本身就触动了国内观众的敏感神经。当奥斯卡颁奖礼上，最佳女主角大谈性工作者的辛苦时，国内社交媒体的主流反应多是不解与嘲讽。

道德观念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对性工作者的叙事传统上。中国影史经典如《姊姊妹妹站起来》以暴露娼妓制度的黑暗为核心，通过克制镜头展现苦难，传递明确的制度批判意识。而《阿诺拉》前半段高频展示裸露与性爱场面，尽管导演声称这是“反凝视”手法，国内观众仍普遍认为影片将性工作浪漫化。有评论尖锐指出：“镜头平扫一排脱衣舞女抖动的乳房，撅起的屁股上下摆动——这只是展现真实状态？这种解释在镜头前太过苍白”。这种表达方式被贴上了“剥削女性”的标签，与国内强调苦难叙事的道德预期背道而驰。

女性主义表达的错位进一步加剧了分歧。影片试图通过阿诺拉的故事传递女性自主意识，但当保镖伊戈尔试图亲吻她时，阿诺拉的崩溃反应被解读为“一个习惯被性剥削的人，连真正纯净的男性都无法相信”。这种充满创伤的性别关系呈现，在国内女性主义话语中难以找到共鸣点。更关键的是，流媒体时代对“美色置换阶级”的批判遭遇了文化折扣。影片好像在告诉大家经济下行的时代，弱者只有堕落才能被榨取”。

阶级叙事的本土化解读同样引发抵触。当阿诺拉被富豪家庭羞辱时，中国观众希望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传统叙事中的风尘女子悲剧，期待一种更具有反抗性的姿态。而影片结尾阿诺拉在崩溃中回归原有生活轨迹的处理，被批为“缺乏觉醒力量”，甚至有网友嘲讽其为“夜场版《小时代》”。这种对阶级固化“认命式”的呈现，与国内流行的“逆袭”叙事形成鲜明对比，难以满足观众的心理代偿需求。

叙事策略与艺术手法的争议

抛开文化差异，《阿诺拉》在电影本体上的缺陷同样难以回避。其叙事结构被批为“贫瘠”与“狗血”，豆瓣影评人“梦里诗书”尖锐指出：这样一个“脱衣舞女与富二代闪婚又闪离”的故事，连基本的情节合理性都未构建。富二代伊万为绿卡结婚的动机牵强，而阿诺拉从拜金到觉醒的转变更被形容为“突兀如儿戏”。这种叙事逻辑的断裂使国内观众难以建立情感投射，尤其当影片后半段转入“俄裔四傻”满城寻人的闹剧式情节时，类型混搭造成的风格割裂进一步消解了严肃主题。

人物塑造的单薄成为另一硬伤。阿诺拉被塑造成一个“自我矛盾的符号”：导演既想展现 底层女性的挣扎，又将其简化为“靠身体攀附豪门”的刻板印象。影片对她选择脱衣舞职业的心理动机、成长背景几乎零刻画，其“觉醒”不过是被迫放弃赔偿金后的“恼羞成怒”。配角塑造更为扁平——富二代万尼亚从放荡不羁突变为形象呆板的巨婴，寡头父母、保镖等角色纯粹为推进狗血冲突存在。当阿诺拉最终依赖男性施舍的钻戒完成“破防”时刻，影片无意中复现了其所批判的男权逻辑。

艺术手法与主题表达的割裂削弱了批判力度。导演肖恩·贝克以新现实主义风格著称，曾用iPhone拍摄《橘色》展现洛杉矶跨性别性工作者生存状态。但《阿诺拉》中大量裸露镜头与宣称的“社会批判”意图产生悖反。正如评论所言：“这些都代替不了影评一旦发行，海量观众冲着大尺度的噱头去观看，无数双眼睛以“怜悯”的名义对肉体进行二次剥削的现状”。这种手法与目的背离，让人联想到香港导演李翰祥将《姊姊妹妹站起来》改编为香艳三级片《北地胭脂》的历史教训。

结尾处理的争议尤为突出。当阿诺拉与保镖伊戈尔在车内接近接吻时，突如其来的崩溃哭泣被赋予“存在主义觉醒”的寓意。但这一关键转折缺乏足够心理铺垫，中国观众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导演将之称为存在主义危机，但我只知道这是没人看的狗血短剧”。相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经典《偷自行车的人》中，父子默默融入人群的震撼结尾，《阿诺拉》的抒情式处理显得刻意而浮浅。

边缘群体的呈现：简化与猎奇的双重困境

《阿诺拉》最核心的困境在于对性工作者群体的简化处理。影片将阿诺拉塑造为“靠身体攀附豪门”的符号，却回避了从业者真实的生存困境：毒品侵蚀、暴力威胁、身体损伤与未来规划等结构性难题。这种选择性呈现导致角色缺乏深度，正如影评所言：“电影从始至终未能真正走进这个成为性工作者的角色本身，仅靠结尾一场哭泣强行上价值”。当阿诺拉在片中被问及“为什么做这行”时，回答仅是轻描淡写的“来钱快”，这种处理消解了角色背后的社会经济压力复杂性。

影片无形中陷入**剥削性展示的陷阱**。导演意图通过大量性爱场景展现主人公的“商品属性”，使用“平实普通的镜头表现阿诺拉是普通打工人”。但这种手法在国内观众眼中，恰如《北地胭脂》将《姊姊妹妹站起来》的苦难叙事转为香艳奇观的翻版。更严重的是，电影被质疑成为变相的“拉新宣传片”：年轻貌美的女主角在灯红酒绿中游刃有余的形象，可能向困境中的女性传递危险信号。有评论警告：“阿诺拉是流媒体时代的爱丽丝兔子洞。你最好只是做做梦，不要真的掉下去”。

对比中国导演对边缘群体的**人文主义观照**，《阿诺拉》的缺失更为明显。张唯在《喜禾》中让演员与自闭症儿童共同生活，以克制镜头呈现特殊教育困境，最终推动《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打工老板》通过数月工厂调研，平衡呈现资本家、工人、记者的多维视角。这种创作伦理与《阿诺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虽宣称“关注边缘群体”，却未真正深入性工作者社群进行扎实田野调查。米奇·麦迪森虽投入夜场体验角色，但影片最终呈现的仍是导演预设的概念化图景。

国内影迷对边缘题材的审美期待更倾向于《出入平安》《八角笼中》等作品展现的“救赎叙事”。这类影片聚焦犯罪者出狱后的社会融入，通过人物如《人生大事》中莫三妹的转变，传递“经过劳动改造，展现出强烈反思意识”的价值取向。而《阿诺拉》拒绝提供道德救赎或出路，主角最终回归原点，这种反励志叙事在国内语境中被视为“虚无主义”。当中国银幕上的刑满释放人员说出“不会进去第二次”时，《阿诺拉》展现的却是性产业链条的永恒循环。

结论

《阿诺拉》在国内遭遇的冷遇，是文化差异、艺术缺陷与伦理争议三重作用的结果。它既是中西方对性道德、女性主义及阶级叙事理解冲突的体现，也暴露了影片本身在人物塑造与叙事逻辑上的不足。当奥斯卡将光环赋予这部充满争议的作品时，本质上是在奖励其政治正确姿态，而国内观众的排斥反应则是对艺术被简化为意识形态传声筒的本能抵制。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评价分裂反映了全球电影评价体系的深刻危机。当《阿诺拉》同时斩获金棕榈与奥斯卡时，电影节作为“艺术圣殿”的光环正加速消退。选片机制的“熟人优先”与“命题作文”趋势（如女性主义、LGBTQ+题材的优先性），使三大电影节日益沦为政治正确的竞技场。这种机制下，《阿诺拉》凭借“性工作者+美俄关系”的双重buff获得青睐，其艺术真实反而成为最被忽视的维度。

真正的边缘群体书写应如张唯所言：“不定调子，不做评判”，以扎实调研呈现复杂性。当中国导演在《喜禾》中推动残疾人教育政策改革，在《肋骨》中探索LGBTQ+生存困境时，《阿诺拉》却将性工作者简化为情色符号与阶级冲突道具。这种创作姿态的差异，最终决定了影片虽能折桂奥斯卡，却难以赢得中国观众内心的尊重。

或许《阿诺拉》的价值恰在于其引发的争议本身——它迫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反思：我们究竟期待电影如何呈现边缘者？是作为被拯救的客体、被猎奇的对象，还是拥有复杂主体性的真实的人？当银幕上下都在权力结构中挣扎，答案可能比那座小金人更加沉重。

作者：石河子大学 庞馨怡